讀《史記》，有一些看似平平常常的語句，順著念下去，朗朗上口，甚至人人都能脫口而出，可到底是什么意思，卻很少有人仔細去想；雖然偶然也有人隨文做注，強為解說，實際上卻根本說不通。后人讀到這樣的注解，迷迷糊糊地更不敢多想，當然更有可能是根本沒有能力去深想，想也想不明白。
于是，這些問題好像就根本不是個問題，大家也一直就這么稀里糊涂地讀了下去。現在我要談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事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即當司馬遷自述其身世時，開口便云：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司馬遷所說的“龍門”，是黃河河道上的一處特殊地段，或者說只是一個特殊的橫截面。說它特殊，就特殊在黃河在此地以上河段系穿行于山陜峽谷之間，河道狹束，而河水流到此地之后，河面豁然開朗，左有汾河，右有渭河，相繼匯入黃河干流，滔滔大河，始盡顯波瀾壯闊的局面。太史公的家鄉，就在龍門附近。在行政上，是隸屬于龍門西南黃河右岸的西漢左馮翊夏陽縣（《漢書·地理志》上），這也就是現在的陜西韓城。
先講清這一點，才能展開太史公“耕牧河山之陽”的問題。在《史記》三家舊注里，只有唐開元年間人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對這個“河山之陽”的涵義做了簡單的解釋：
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
其實比張守節更早，唐初人顏師古就已經這樣理解“河山之陽”的問題了（《漢書·司馬遷傳》唐顏師古注）；在張守節之后，則有清人王鳴盛，也依樣沿承了這樣的說法（王鳴盛《蛾術編》卷四〇《說地》四）。這樣的解釋，乍看起來，一板一眼地煞有介事，可仔細品咂，卻是稀里胡涂，什么也沒說清楚。
《史記正義》中講的“河”，明顯是一個專有名詞，系即特指黃河，乃以此“河”字對應太史公所說“河山”之“河”。張氏于下文復綴加說明云所謂“山之南”即“在龍門山南也”。這等于特地解釋說“河山”之“山”是指龍門山。張氏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此“河山”之“河”乃專有地名，而不是與“山”一樣的通名。
張守節以為太史公所耕牧的“河山之陽”是在“河之北，山之南”，這是因為古人在給山水兩側定立陰陽方位時，一向是以“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春秋谷梁傳》僖公二十八年），或以“水之南、山之北”為陰（許慎《說文解字》阜部），這也可以說是古人命名地名和標示方位的通例。據此原理，籠統地看，張氏的解釋看起來似乎沒有什么問題，而且似乎誰都會這樣解釋，他也只能這樣解釋。
問題是若把“水北為陽，山南為陽”這個原則具體落實到河水和龍門山上，好像就不那么合理了。
如上所述，按照張守節的解釋，司馬遷“耕牧”的地點，是在黃河的北岸，龍門山的南坡，可龍門附近的夏陽雖然東鄰黃河，卻并不在黃河的北岸（即使是南距黃河的支流渭河也遠達一百六七十里以上），因而無論如何也是沒有道理把這里稱作“河陽”的。另一方面，所謂龍門山也并不是什么高峰峻嶺，只不過是龍門這個黃河橫斷面上跨河兩岸稍高于下游低平開闊地面一些的高地而已（《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張守節《正義》）；而且它南面實際面對的只是黃河河道與岸邊非常有限的濱河灘地。因而司馬遷“耕牧”的“山陽”之地似乎不應該是指這樣的地方。再說司馬遷為什么對這樣一座平平常常的“小山”會不舉其名而徑以“山”字稱之？這也是一個讓人很難理解的問題。
總之，像張守節那樣用黃河北岸與龍門山南坡來對應太史公所說“河山之陽”，是根本說不通的。
我們從事歷史學研究，既要充分重視一般的通例，也需要考慮那些與此有別的特例，不宜簡單地一概而論。這就是歷史問題的復雜性。現在，既然我們無法依照“山南水北為陽”的通例來解釋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的說法，就應當別辟蹊徑，去尋求其他的可能。
檢《史記·天官書》，有如下一段記載：
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河山以南者中國”這一表述，清楚告訴我們三晉與燕、代兩地都在“河山”之南，所以這里所說“河山”就絕不可能是張守節在《史記正義》里所理解的那條“河”與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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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唐朝學者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對《史記·天官書》這處“河山”，卻做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解釋：
河，黃河也；山，華山也。
“河”，還是那條黃河，“山”卻改換成了華山。注釋古書，在很多情況下，就是應該隨文做注。“河山”的“山”本來就是個通名，具體表述的是哪座山，在不同的場合往往會有不同的指向。所以張守節的基本思路是非常合理的。史載“（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史記·秦本紀》）；商鞅說秦孝公，亦有語云“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史記·商君列傳》）。這里的“河山”就都與張氏所說大體相合（實際上也并非沒有別的解釋。比如若把這個“山”解作與函谷關并聯的崤山，或許就會更為妥切）。問題是在《史記·天官書》中，若把這個“河山”的“山”解作“華山”，那么“自河山以南者中國”那句話就不好解釋了。
華山的含義有廣狹二解。狹義的華山，即今陜西同名山峰；而廣義的華山，在古時是指從今陜西華山直至今河南嵩山以東這很長一大段山脈，或可姑且名之曰“華山山脈”【參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五卷下《法華讀書記》（十五）之“晉華山在靈寶、閿鄉南”條】。兩相比較，張守節對《史記·天官書》“河山”二字的解讀，顯然更適宜于后者，亦即廣義的華山。當然若是用狹義的華山來講，由于還有黃河并稱，所表示的地域范圍也大致差不了多少。
《史記正義》做出上述解讀之后，復進一步清楚闡釋云“從華山及黃河以南為中國也”。按照張守節這種解釋，三晉之趙國和韓、魏兩國的一部分疆域，還有燕、代兩地，就都處于這個“河山”以北地區，不能再算作“中國”之地了，這豈不荒唐透頂？既然如此，司馬遷又何必先以“及秦并吞三晉、燕、代”來作為“自河山以南者中國”的前提條件？只有“三晉、燕、代”地區都屬于“中國”的范圍之內，太史公才會先說明至“秦并吞三晉、燕、代”之后，方始呈現“自河山以南者中國”的局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思辨邏輯，也是一種很正常的思辨邏輯。
我們再來看《史記·天官書》中講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這句話的背景是什么——這個背景，是金（太白）、木（歲星）、水（辰星）、火（熒惑）、土（以二十八宿體現的填星。這一點需要仔細斟酌上下文義才能領悟）五大行星在春秋時期的天文分野狀況。
既然是這樣，承此而來的“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云云，當然也是在講天文分野的情況，而太史公論天文分野，另有一個總體論述，即謂“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須知這“中國”之地十二州，在《天官書》里也有清清楚楚的記載，即：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觹、參，益 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文中“柳、七星、張，三河”，所講分野區域相當于“中州”（別詳拙文《兩漢州制新考》，見拙著《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與其他十一州相并，合之即所謂“中國”十二州。而在這“中國”十二州當中，即包含上述“三晉、燕、代”區域所在的并州和幽州。明此可知，司馬遷所說“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一定要包括秦人新得的“三晉、燕、代”區域在內。
其實只要對《史記·天官書》的行文稍加斟酌，就會很容易看出，司馬遷之所以會寫出“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這兩句話，是因為下文將要展開的天文占驗敘述，是“中國”與西北方邊裔之地的對比，即謂在秦兼并天下之后，“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文中具體陳述的天文分野內容，就是這兩大區域之間的差別。因知張守節對此“河山”的注解與《史記》原意完全不符，“三晉、燕、代”之地必定在“河山以南”無疑。
那么，這個“河”又該是哪條河、這座山又該是哪道山呢？既然“三晉、燕、代”之地是在“河山以南”，我們就從“三晉、燕、代”的北界入手，來一探究竟。
到被秦國吞沒之前，“三晉”早已分裂為韓、魏、趙三晉，而在這三國之中，鄰接北邊的只有趙國。大家請看上面這幅《秦漢時期長城示意圖》，圖上與陰山并行的那道長城，就是戰國時期的趙長城，這也是戰國勢力在北邊所達到的極限；圖中黃河南岸、秦漢上郡西側的長城，則始筑于戰國時期的秦國，是秦北邊長城。
趙、秦兩國在北邊修筑的這些長城，就是始皇帝兼并天下之初秦朝的北部邊界；換句話說，秦始皇治下的“中國”，就在這條邊界線以南。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時其北方國境線說：
地……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
我理解，這里的“據”字，當作“憑”“靠”“按”“壓”義解，講的是這道界限的起點，即謂秦北邊長城起自黃河岸邊，然后依傍陰山東行（“并”字做依傍義解），直至遼東。當然實際上主要是利用戰國時期秦、趙、燕三國舊有的邊塞城垣。這道長城由陰山向東，在南側依次經過的地區，就是代、燕之地。
這種地理狀況告訴我們，《史記·天官書》所說“河山以南”的“河”應當是指陰山西側的黃河，“山”則只能是指陰山。顯而易見，這里實際上是用“河山”二字來代指中原政權的北部國境線。
到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之間，蒙恬受命，率領三十萬大軍北出戰國以來的長城防線，驅逐匈奴，復在《秦漢時期長城示意圖》上的陽山一線修筑長城，這也就是所謂“萬里長城”（《史記》之《秦始皇本紀》、《蒙恬列傳》）。這道長城防線雖在秦末一度失守，后來到漢武帝元朔二年又被衛青率軍重新收復，因而可以說在秦漢大多數時期它就是北方邊防線。漢昭帝時御史大夫桑弘羊謂“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咸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河險，守要害”（《鹽鐵論·地廣》），這里所講的“河山之防”，就應統包有陰山和陽山。當然“河山”的“河”所指具體河段也隨之稍有變化，但已無礙大局，毋須贅言了。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弘治涂氏江陰栞本《鹽鐵論》
在明確《史記·天官書》所說“河山”是指秦漢帝國的北部國境線之后，我們再來看此一“河山”之或陰或陽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關于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里本來做有清楚的說明，即：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
按照正常的邏輯，對上述內容做個簡單的替換，結論也就自然而然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河山以南”即“河山之陽”；反之，“河山以北”便是“河山之陰”。另外，由《史記·天官書》的記載進一步推論，“河山之陽”也就猶如“中國”。
現在，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問題上，司馬遷在講述其身世時何以開口便說自己“耕牧河山之陽”？他講的“河山”就是《史記·天官書》里那個“河山”么？對這后一問，我的回答很簡單：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里講到的“河山”，就是《史記·天官書》中那個“河山”。原因，是舍此而外，我找不到他講“河山之陽”的理據，因而若不如此理解司馬遷也就沒有這樣講的道理。
聯系上下文的內容可以看出，司馬遷這話，是在他講述過司馬氏的家世之后說出的。對司馬氏的家世，他顯然是充滿驕傲和自豪的。現在，輪到向讀者交代自己生長其間的故里了，他的心態，依然如故，同樣驕傲，也同樣自豪。他看似平平淡淡地講出的“遷生龍門”這句話，實則是告訴讀者，他出生在一個圣地，即如曹魏人蘇林所說，這個龍門，乃“禹所鑿龍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劉宋裴骃《集解》）。司馬遷的母親當然不會把他生在龍門山的石砬子上，只是司馬家地近龍門而已。司馬遷非要拉扯上龍門，就是想講他的非凡出身。同樣的道理，他講自己“耕牧河山之陽”，不過是聲明自己生活在華夏文明之鄉、成長于華夏文明之鄉而已，因為跟“河山之陽”人氏相對的乃是“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那都是些蠻夷！
聽我這么一講，許多人一定會發出疑問：司馬氏本來就是華夏正宗，“世典周史”（《史記·太史公自序》語），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這里的原因是，一者司馬氏后來去周適晉，分散各地，史官之職失去傳承，至乃父司馬談始重操舊業；二者司馬遷出生的龍門一帶，是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上。
龍門一帶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司馬遷本人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做有清楚的描述。在這里，太史公通觀戰國秦漢間的經濟地理格局，把全國分為“龍門—碣石線”以北區域、江南區域、山東區域和山西區域這四大經濟地理區。其中山東區域和山西區域介于“龍門—碣石線”以北區域與江南區域之間，只是一個處于崤山以東、一個處于崤山以西而已（參見史念海先生《春秋戰國時代農工業的發展及其地區的分布》與《秦漢時代的農業區》兩文，俱收入先生《河山集》初集）。
在戰國秦漢時期，山東、山西這兩大區域，是全國的經濟的核心區域，也是最為重要的農業區域。一般認為，這里也是華夏文明的中心區域。與此相比，“龍門—碣石線”以北區域出產的物品，則主要是“馬、牛、羊、旃裘、筋角”（《史記·貨殖列傳》）。這些物品，無一不是牧業經濟的產物。在這一區域之內，牧業經濟的成分顯然很大很大。看一看這里出產的“旃裘”，再對比一下“河山之陰”那些“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我們是不是感到兩地間的經濟生活存在很大的相似之處？
司馬遷所劃分的經濟地理區域告訴我們，雖然地處“中國”境內，但在“龍門—碣石線”以北區域，居民的經濟生活形態，其實同“中國”西北那些“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是頗多相近之處的。有什么樣的經濟生活，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形態。不言而喻，那里的社會文化，同華夏核心區域更會有很大差別。換句話說，是要大大落后于山東、山西這些文化發達地區的，也是很容易被人與“河山之陰”那些“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等同看待的。
更進一步分析，“龍門—碣石線”以南的山東、山西兩地，經濟、文化的發達程度也有所差異——即山東地區明顯高于山西地區。在文化方面，代表中國早期文化精華的諸子學說，就幾乎無一不是產生于山東地區。這意味著山西地區的人氏，很容易受到山東之人的輕視。
知悉這些情況，或許我們就能夠理解司馬遷宣稱自己生長于“河山之陽”的必要性了——他試圖以此來避免或是減弱讀者對他出身的輕視。特別是所謂“龍門—碣石線”在龍門以西，基本上就是關中平原的北緣（別詳史念海先生《春秋戰國時代農工業的發展及其地區的分布》與《秦漢時代的農業區》兩文），而司馬遷故里就緊鄰關中平原北部的邊緣，“耕牧河山之陽”云云即表明當地也還有相當成分的牧業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太史公宣稱身居“河山之陽”，也就等同于在表曝自己出生在一個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試看司馬遷緊接著就炫耀自己“年十歲則誦古文”的受學經歷，兩相印證，愈加清楚地顯露了上述心態。